第683章 始料未及
这一天陈璧君离开上海，李士群叫上唐生明去给她送行。唐生明对“老太婆”避之惟恐不及，不愿意去，但李士群硬拉着他去，没办法，只好一起到了陈家。一进门，陈璧君劈头就骂，没有良心、不讲交情……只要想得到的难听话都骂出来。唐生明早有心理准备，就当个闷葫芦不开嘴，让她骂个够。这反倒让陈璧君更为生气，好几次手指都点到了唐生明脑门上。从家里一直骂到上飞机，陈璧君没停口，唐生明没开口。看着飞机起飞，唐生明总算松了一口气，埋怨身旁的李士群，不该叫自己来。李士群宽慰他说：“既然还要在这里活动，大家关系要搞好些，我是好意。”唐生明一想：也是，汪精卫、陈璧君不能骂日本人，只有把自己作出气筒，让她骂，出这一口气，反倒是好事。
唐生明想策反李士群。唐生明来到上海后，李士群亲近他、笼络他。但对于唐生明的试探，李士群拒绝了。如上一篇有关李士群的故事中所说，李士群知道自己归顺蒋介石，资历浅，永无出头之日，并且76号杀害了这么多军统、中统特务，戴笠等人必定怀恨在心。
日方“委托”日商正金、三井、三菱、住友、台湾、朝鲜等银行，“代行清理”英、美、荷、比、汇丰、沙逊、通济隆、运通、美丰、达商、礼众、华比、麦加利、花旗、大通、荷兰荷印商业、友邦、有利等15家银行。
英美实业则由日本当局委任之日方代表“监督”，改悬日本旗。
日军由苏州河各桥梁分路开进公共租界。外滩至虞洽卿路一带被划为日本海军警备区，其他地区为日本陆军警备区。
占领租界后，宣布当时加入所有反法西斯联盟中国家的侨民，全部为敌性国侨民，而对于敌性国的领事馆，日本人将派兵驻守，而租界中的其他国家的企业，日本也都按照军管的名义占领。
当时上海物资供应困难，尤其煤、米、汽油等紧缺，有钱也难买到。日军给了唐生明一份“特供”，非常丰富充足，吃不完、用不完的，每个月还能送给朋友，许多大汉奸都自愧不如！
汪伪《中华日报》公布《渝方蓝衣社上海区组织系统及其名单》，将军统局上海区10个部门、8个行动大队、5个情报组组织人员名单全部公布，其中相当部份被捕人员被吸收参加了76号伪组织。李士群甚至利用缴获的电台给重庆军统局发报，欢迎戴笠来南京投汪，气得戴几天闷闷不乐食不甘味。这是抗战开始后，蒋汪特务在上海滩的较量中，军统方面的又一次大失败。李士群出于内部斗争、对外寻求后路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对被俘的陈恭澍、齐庆斌等人并未为难，只是要求他们投降，与日伪合作。
在得到陈恭澍的允诺后，李士群竟然冒着得罪汪精卫夫妇的危险，为河内刺汪的主将之一陈恭澍打了掩护，也不知他怎样说服了曾在审讯时对陈恭澍破口大骂暴跳如雷的陈璧君，使汪精卫夫妇破例答应不再追究往事，这不仅使陈恭澍保留了性命，而且得到了使用，被派往杭州伪“政治保卫学校”任教育长。李士群死后，陈恭澍又得到了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晴气庆胤、中岛信一等人的庇护，组织了一个为日本人搞情报的“第一委员会”，由日军方直接供应经费物资，以至连伪政府要人周佛海也要向他讨好，得以渡过重重危机。
其间，他暗中又与重庆军统恢复了联系。抗战胜利后，陈恭澍立即被委任为军统上海区第三站站长，半年后的1946年春节前夕，他忽然又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并判刑12年。一年半后被释放，转任“中央训练团励志训练班”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后又任“国防部绥靖总队”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开赴华北参加反共内战。
可惜，随着日军对太平洋战争的准备，1941年下半年，为了扫清后方，日方对上海地下组织进行了疯狂的打击，军统包括上海区长陈恭澍，区书记齐庆斌等在内的主要人员先后被捕，具体执行刺杀赤木的第三行动大队，自大队长黄埔军校生蒋安华以下除一人逃脱外全员落入日伪魔爪。此后，珍珠港事变发生，上海孤岛沦陷，在这个地区国共双方的地下工作都进入了低潮期。
AH省无为县有汤家沟、二坝、三宫殿、裕溪口等商埠，但现在裕溪口被日伪军占领，二坝紧邻日伪军的屯兵地，三宫殿不通水路。
而汤家沟的北部是皖江根据地和第7师，东部是新四军第2师，西部是新四军第5师，南部是浩荡的长江。
汤家沟自贸区成立以后，皖江贸易总局在汤家沟成立“集成商行”，局长蔡辉亲自任总经理，聘请知名商人沈济民做经理，同时吸纳民间资本，开办“裕民号”和“正大号”，官民合作共同经营。
“集成号”专门做战略物资的贸易，垄断出口根据地的粮食、油、棉、麻、烟等物资，进口食盐、布、军需品和工业品等等。
这些物资里，凡是紧急军用的，“集成号”马上调拨给7师供给部，7师留下自己用的，其他兄弟部队有需要，也可以马上支援。
而“裕民号”和“正大号”，则聘请民间商人做经理，专门经营五金、百货等民用商品，然后利用民用商业渠道，购买粮食和油等军用物资，给“集成号”送去。
三家商号在皖江贸易总局的领导下，同气连枝共同进退，很快便成为长江两岸的重要商业力量。
汤家沟自贸区，也繁荣起来，每天来往的商船不断。
周围百十里的商人发现，怎么每天有商船到汤家沟啊，肯定有的赚，那我也得赶紧去啊。
于是短短3个月时间，大江南北的商人都来汤家沟做生意，开办了米行、盐行、百货行、钱庄等店铺，常住人口达到数千人。
虽然人口增加生意繁忙，但就像前文说的，汤家沟的管理很完善，没有苛捐杂税，没有欺凌霸市，如果没有数十里外的日伪军，简直就是太平年景。
华克之和郑德升认真分析了冈田的情况，认为他是一个受武士道精神荼毒甚深的日本军人，他既为日军战败而痛苦迷惘，又贼心不死，期待着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这种矛盾心理正是可以利用的地方。
在郑德升的引荐下，华克之以第五战区特别中将的身份与冈田数次会面，向他表示：自己既反对蒋介石，对新四军、八路军也没有好感，并认为这两股势力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均无益处。为此他谋求的是在国共两党之外另起炉灶，寻求其他道路拯救中国，而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招兵买马。在这样的情况下，刚刚战败的日本也是可以争取合作的对象。
李士群“清乡”做出了成绩，得到日军和汪精卫的表扬。周佛海看了眼红，想来分一杯羹。他把自己掌握的税警总团抽调一部分参加“清乡”。李士群很不高兴，对唐生明说：“周佛海哪里都要插手。”两个人都视唐生明为“朋友”，向他讲心里话。唐生明则在其中撺掇，周佛海要调兵，他满口同意，李士群要拒绝，他极力支持。结果闹得周、李二人很不愉快。当然，周、李矛盾是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唐生明只是起了恰如其分的煽风点火作用。
周佛海是个孝子，他的母亲和岳父在湖南老家国统区，他一直想把家人接出来。唐生明来到上海，周佛海多次打听如何能安全地从湖南到上海。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唐生明觉得这是重庆方面拉拢周佛海的机会。戴笠听从唐生明的建议，利用这一点做文章，将周佛海母亲和岳父接到贵州息烽软禁起来。后来周佛海与军统建立了密切联系，成了蒋介石、戴笠在汪伪集团里最大的内线。这是后话。
唐生明还劝说叶蓬投靠重庆，但未成功。叶蓬任汪伪陆军部长，是掌握军队的实力人物。叶蓬的妻子，是唐生明母亲的干女儿，与唐生明有兄妹关系。所以唐生明对汪精卫说出“牛刀”时，叶蓬替他万分着急。按说有这层关系，应该一拉就过来的，但叶蓬坚决不同意。不是唐生明没努力，是因为蒋介石伤叶蓬太深——那是“七七事变”之前，叶蓬任国民政府武汉警备司令，他为了教育部下仇恨日军，将日本兵画在靶子上，让部下实弹射击。日本人知道后，向蒋介石抗议，蒋介石不但不肯定他爱国，还怪他多事，将其免职。叶蓬从此仕途全毁。他后来投靠汪精卫，宁愿替日本人办事，也不愿跟着蒋介石干。
陈恭澍被捕后，被逼投降，但又悄悄跟军统取得联系，来个“谍中谍”。他与唐生明互相知道身份，但苦于没有机会沟通交流。有一次，李士群通知陈恭澍一同巡察防务。当一行人从镇江坐小火轮去扬州时，同行的其他十多个人都在船舱内，碰巧只有陈恭澍和唐生明在舱外甲板上。陈恭澍悄声对唐生明说：“我们是黄埔同学，现在同一命运，彼此要有个照应才好，你说呢？”唐生明激动地拉开嗓门大声说：“谁要是变了谁就是王八蛋！”陈恭澍吓了一跳，幸亏轮机声和波浪声大，掩盖了唐生明的音量。
两人从此心照不宣，鼓动李士群野心勃勃。最终李士群得罪了所有人，膨胀愈烈，破灭愈快。戴笠决心除掉李士群，向唐生明问计。唐生明献出“上、中、下”三策，由周佛海等人密谋，以“反间计”鼓动日本人干掉李士群。1943年9月，日本宪兵队长冈村设下“鸿门宴”，将李士群毒杀。
几年之间，唐生明还做过不少分化瓦解工作，毋庸一一细说。再讲一件他提供情报的事。他在上海，与日本海军一名叫古川的嘱托（帮办一类职务）结成朋友。1944年下半年，有一次古川请唐生明吃饭，酒至半酣，聊到美、日海军作战的事儿。古川夸口，日本海军将给予美国海军重大打击，扭转战局。唐生明故意用怀疑的口吻问：“有几分把握？”
古川酒兴之下，对唐生明毫不防备，把他从日本海军高层得到的消息吐露了出来。原来日本正在把所剩无多的舰队集中起来，准备对美军突然袭击，再造一次珍珠港那样的胜利。唐生明马上将情报告诉了戴笠，戴笠通过中美合作所转达美国海军。当时美军正苦于找不到日本海军主力踪迹，接到情报后，先发制人，一举击沉击伤日舰100多艘，从此日本海军一蹶不振。中美合作所的梅乐斯准将获升少将，与此不无关系，抗战胜利后曾专程向唐生明致谢。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周佛海摇身一变，成了维持上海治安的“行动总指挥”。这天，周佛海、唐生明、陈恭澍、熊剑东等，和最先到达上海的戴笠部下阮清源等人设宴欢饮。席中唐生明提出来，现在各路人马涌进上海，需要成立一个汇报机构，大家好彼此沟通。此话得到一致赞同，并推举唐生明组织，要他准备各种美食，还有烟酒茶咖啡之类。众人议论得热火朝天时，唐生明悄悄对税警总团参谋长徐肇明耳语：“说老实话，明天开零的钱都没有了。”徐肇明说：“没关系，明早就给你送1亿储备票来。”
这个汇报越搞越大，周佛海又批了300亿伪储备票给唐生明作为经费，交由徐来和张素贞保管。拿到这笔巨款后，唐家更是门庭若市，来来往往的接收大员们，纷纷到唐生明这里来打听消息，顺便大家吃喝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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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生明想策反李士群。唐生明来到上海后，李士群亲近他、笼络他。但对于唐生明的试探，李士群拒绝了。如上一篇有关李士群的故事中所说，李士群知道自己归顺蒋介石，资历浅，永无出头之日，并且76号杀害了这么多军统、中统特务，戴笠等人必定怀恨在心。
日方“委托”日商正金、三井、三菱、住友、台湾、朝鲜等银行，“代行清理”英、美、荷、比、汇丰、沙逊、通济隆、运通、美丰、达商、礼众、华比、麦加利、花旗、大通、荷兰荷印商业、友邦、有利等15家银行。
英美实业则由日本当局委任之日方代表“监督”，改悬日本旗。
日军由苏州河各桥梁分路开进公共租界。外滩至虞洽卿路一带被划为日本海军警备区，其他地区为日本陆军警备区。
占领租界后，宣布当时加入所有反法西斯联盟中国家的侨民，全部为敌性国侨民，而对于敌性国的领事馆，日本人将派兵驻守，而租界中的其他国家的企业，日本也都按照军管的名义占领。
当时上海物资供应困难，尤其煤、米、汽油等紧缺，有钱也难买到。日军给了唐生明一份“特供”，非常丰富充足，吃不完、用不完的，每个月还能送给朋友，许多大汉奸都自愧不如！
汪伪《中华日报》公布《渝方蓝衣社上海区组织系统及其名单》，将军统局上海区10个部门、8个行动大队、5个情报组组织人员名单全部公布，其中相当部份被捕人员被吸收参加了76号伪组织。李士群甚至利用缴获的电台给重庆军统局发报，欢迎戴笠来南京投汪，气得戴几天闷闷不乐食不甘味。这是抗战开始后，蒋汪特务在上海滩的较量中，军统方面的又一次大失败。李士群出于内部斗争、对外寻求后路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对被俘的陈恭澍、齐庆斌等人并未为难，只是要求他们投降，与日伪合作。
在得到陈恭澍的允诺后，李士群竟然冒着得罪汪精卫夫妇的危险，为河内刺汪的主将之一陈恭澍打了掩护，也不知他怎样说服了曾在审讯时对陈恭澍破口大骂暴跳如雷的陈璧君，使汪精卫夫妇破例答应不再追究往事，这不仅使陈恭澍保留了性命，而且得到了使用，被派往杭州伪“政治保卫学校”任教育长。李士群死后，陈恭澍又得到了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晴气庆胤、中岛信一等人的庇护，组织了一个为日本人搞情报的“第一委员会”，由日军方直接供应经费物资，以至连伪政府要人周佛海也要向他讨好，得以渡过重重危机。
其间，他暗中又与重庆军统恢复了联系。抗战胜利后，陈恭澍立即被委任为军统上海区第三站站长，半年后的1946年春节前夕，他忽然又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并判刑12年。一年半后被释放，转任“中央训练团励志训练班”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后又任“国防部绥靖总队”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开赴华北参加反共内战。
可惜，随着日军对太平洋战争的准备，1941年下半年，为了扫清后方，日方对上海地下组织进行了疯狂的打击，军统包括上海区长陈恭澍，区书记齐庆斌等在内的主要人员先后被捕，具体执行刺杀赤木的第三行动大队，自大队长黄埔军校生蒋安华以下除一人逃脱外全员落入日伪魔爪。此后，珍珠港事变发生，上海孤岛沦陷，在这个地区国共双方的地下工作都进入了低潮期。
AH省无为县有汤家沟、二坝、三宫殿、裕溪口等商埠，但现在裕溪口被日伪军占领，二坝紧邻日伪军的屯兵地，三宫殿不通水路。
而汤家沟的北部是皖江根据地和第7师，东部是新四军第2师，西部是新四军第5师，南部是浩荡的长江。
汤家沟自贸区成立以后，皖江贸易总局在汤家沟成立“集成商行”，局长蔡辉亲自任总经理，聘请知名商人沈济民做经理，同时吸纳民间资本，开办“裕民号”和“正大号”，官民合作共同经营。
“集成号”专门做战略物资的贸易，垄断出口根据地的粮食、油、棉、麻、烟等物资，进口食盐、布、军需品和工业品等等。
这些物资里，凡是紧急军用的，“集成号”马上调拨给7师供给部，7师留下自己用的，其他兄弟部队有需要，也可以马上支援。
而“裕民号”和“正大号”，则聘请民间商人做经理，专门经营五金、百货等民用商品，然后利用民用商业渠道，购买粮食和油等军用物资，给“集成号”送去。
三家商号在皖江贸易总局的领导下，同气连枝共同进退，很快便成为长江两岸的重要商业力量。
汤家沟自贸区，也繁荣起来，每天来往的商船不断。
周围百十里的商人发现，怎么每天有商船到汤家沟啊，肯定有的赚，那我也得赶紧去啊。
于是短短3个月时间，大江南北的商人都来汤家沟做生意，开办了米行、盐行、百货行、钱庄等店铺，常住人口达到数千人。
虽然人口增加生意繁忙，但就像前文说的，汤家沟的管理很完善，没有苛捐杂税，没有欺凌霸市，如果没有数十里外的日伪军，简直就是太平年景。
华克之和郑德升认真分析了冈田的情况，认为他是一个受武士道精神荼毒甚深的日本军人，他既为日军战败而痛苦迷惘，又贼心不死，期待着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这种矛盾心理正是可以利用的地方。
在郑德升的引荐下，华克之以第五战区特别中将的身份与冈田数次会面，向他表示：自己既反对蒋介石，对新四军、八路军也没有好感，并认为这两股势力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均无益处。为此他谋求的是在国共两党之外另起炉灶，寻求其他道路拯救中国，而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招兵买马。在这样的情况下，刚刚战败的日本也是可以争取合作的对象。
李士群“清乡”做出了成绩，得到日军和汪精卫的表扬。周佛海看了眼红，想来分一杯羹。他把自己掌握的税警总团抽调一部分参加“清乡”。李士群很不高兴，对唐生明说：“周佛海哪里都要插手。”两个人都视唐生明为“朋友”，向他讲心里话。唐生明则在其中撺掇，周佛海要调兵，他满口同意，李士群要拒绝，他极力支持。结果闹得周、李二人很不愉快。当然，周、李矛盾是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唐生明只是起了恰如其分的煽风点火作用。
周佛海是个孝子，他的母亲和岳父在湖南老家国统区，他一直想把家人接出来。唐生明来到上海，周佛海多次打听如何能安全地从湖南到上海。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唐生明觉得这是重庆方面拉拢周佛海的机会。戴笠听从唐生明的建议，利用这一点做文章，将周佛海母亲和岳父接到贵州息烽软禁起来。后来周佛海与军统建立了密切联系，成了蒋介石、戴笠在汪伪集团里最大的内线。这是后话。
唐生明还劝说叶蓬投靠重庆，但未成功。叶蓬任汪伪陆军部长，是掌握军队的实力人物。叶蓬的妻子，是唐生明母亲的干女儿，与唐生明有兄妹关系。所以唐生明对汪精卫说出“牛刀”时，叶蓬替他万分着急。按说有这层关系，应该一拉就过来的，但叶蓬坚决不同意。不是唐生明没努力，是因为蒋介石伤叶蓬太深——那是“七七事变”之前，叶蓬任国民政府武汉警备司令，他为了教育部下仇恨日军，将日本兵画在靶子上，让部下实弹射击。日本人知道后，向蒋介石抗议，蒋介石不但不肯定他爱国，还怪他多事，将其免职。叶蓬从此仕途全毁。他后来投靠汪精卫，宁愿替日本人办事，也不愿跟着蒋介石干。
陈恭澍被捕后，被逼投降，但又悄悄跟军统取得联系，来个“谍中谍”。他与唐生明互相知道身份，但苦于没有机会沟通交流。有一次，李士群通知陈恭澍一同巡察防务。当一行人从镇江坐小火轮去扬州时，同行的其他十多个人都在船舱内，碰巧只有陈恭澍和唐生明在舱外甲板上。陈恭澍悄声对唐生明说：“我们是黄埔同学，现在同一命运，彼此要有个照应才好，你说呢？”唐生明激动地拉开嗓门大声说：“谁要是变了谁就是王八蛋！”陈恭澍吓了一跳，幸亏轮机声和波浪声大，掩盖了唐生明的音量。
两人从此心照不宣，鼓动李士群野心勃勃。最终李士群得罪了所有人，膨胀愈烈，破灭愈快。戴笠决心除掉李士群，向唐生明问计。唐生明献出“上、中、下”三策，由周佛海等人密谋，以“反间计”鼓动日本人干掉李士群。1943年9月，日本宪兵队长冈村设下“鸿门宴”，将李士群毒杀。
几年之间，唐生明还做过不少分化瓦解工作，毋庸一一细说。再讲一件他提供情报的事。他在上海，与日本海军一名叫古川的嘱托（帮办一类职务）结成朋友。1944年下半年，有一次古川请唐生明吃饭，酒至半酣，聊到美、日海军作战的事儿。古川夸口，日本海军将给予美国海军重大打击，扭转战局。唐生明故意用怀疑的口吻问：“有几分把握？”
古川酒兴之下，对唐生明毫不防备，把他从日本海军高层得到的消息吐露了出来。原来日本正在把所剩无多的舰队集中起来，准备对美军突然袭击，再造一次珍珠港那样的胜利。唐生明马上将情报告诉了戴笠，戴笠通过中美合作所转达美国海军。当时美军正苦于找不到日本海军主力踪迹，接到情报后，先发制人，一举击沉击伤日舰100多艘，从此日本海军一蹶不振。中美合作所的梅乐斯准将获升少将，与此不无关系，抗战胜利后曾专程向唐生明致谢。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周佛海摇身一变，成了维持上海治安的“行动总指挥”。这天，周佛海、唐生明、陈恭澍、熊剑东等，和最先到达上海的戴笠部下阮清源等人设宴欢饮。席中唐生明提出来，现在各路人马涌进上海，需要成立一个汇报机构，大家好彼此沟通。此话得到一致赞同，并推举唐生明组织，要他准备各种美食，还有烟酒茶咖啡之类。众人议论得热火朝天时，唐生明悄悄对税警总团参谋长徐肇明耳语：“说老实话，明天开零的钱都没有了。”徐肇明说：“没关系，明早就给你送1亿储备票来。”
这个汇报越搞越大，周佛海又批了300亿伪储备票给唐生明作为经费，交由徐来和张素贞保管。拿到这笔巨款后，唐家更是门庭若市，来来往往的接收大员们，纷纷到唐生明这里来打听消息，顺便大家吃喝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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